邓小平对万里十分看重

自1946年万里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之后，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且成为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即便在中国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都没能改变这种信任。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在运西地区待命，指挥中枢驻扎山东郓城。时任运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的万里见到了邓小平。

万里比邓小平小12岁，生于山东西部东平县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因理论知识过硬，加上受过较高的教育，他很快在晋冀鲁豫边区获得“才子”称号。

邓小平和万里逐渐熟悉起来，得知万里是位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更是分外高兴，工作之外，两人偶尔还会聊起鲁西南的风土人情。

随后刘邓大军转战山东、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万里动员了约140万人的运输队运送武器和其他物品，绝大多数背扛肩挑。万里的组织能力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春，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12月1日，邓小平率二野进入重庆，主持整个大西南工作。一天，邓小平征求万里意见，要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万里觉得自己不大懂工业，向邓小平推荐了老战友段君毅，自己任副部长———后来万里接任部长。

1952年11月，万里调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三年后改任城市建设部部长，参与领导全国的城市规划建设。1958年，万里改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文革”初期两人均被打倒

邓小平有著名的三落三起，而万里两次与他共进退。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196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

1967年3月底召开的常委会上，邓小平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与他关系密切的万里也受到猛烈冲击。万里多次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子，游街挨批。而与邓小平的关系，也成为批斗万里的罪证。当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那时流行全国的《百丑图》上，邓小平坐着轿子，而前面抬他的轿夫正是万里。

1967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开批斗万里大会，陪斗的有三个人———跟他一起挑过粪的时传祥，与他一起搞“十大建筑”的“哼哈二将”李瑞环、张百发。和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一样，万里也被打倒了。

1975年再次被打倒

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整改和恢复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已被重新启用、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万里，被调任铁道部部长。

万里一上任，便开始对铁道部进行整顿。他主政铁道部时，王家祯是他的警卫员，他记得，“万里有早起的习惯，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去职工家里访问。当时工作强度大，特别艰苦。有一天，我和秘书都累得不行了。万里起床后发现大家都还睡，就谁也没惊动，自己一个人跑去职工家里了解情况。”

虽然得到了邓小平支持，但风险仍在，造反派批判万里的铁路整顿政策是“搞复辟纲领”、“右派上台”、“拿着鸡毛当令箭”。万里不为所动。

南下江西调查情况的途中，万里听说邓小平在江苏，当即决定向邓小平汇报工作。4月24日晚上，忙累了一天的邓小平已经吃完安眠药躺下休息，得知万里来了，立即起身，出去见他。万里首先简要汇报了徐州铁路局风波，接着谈了准备解决南昌铁路局问题的打算，并将遇到的困难全盘托出。邓小平听后，立即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支持派性都不行，该调的就调。他立即决定把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调出南昌，到武汉军区任职。

正是由于万里这样一个个节点打通，中国铁路运输终于恢复正常，“安全正点万里行”这句话慢慢在民众中广泛流传。

1975年底，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铁道部里的造反派开始“批邓联万”，要追查他和邓小平的“黑关系”。“邓小平不倒，我啥事也没有；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万里对支持他的人说。

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加密切。仅《邓小平年谱（1979- 1997）》记载，邓小平同万里谈话、听取万里汇报、与万里等人讨论国家大事就逾30次，而且大多是在邓小平的“住地”。

两人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不止表现在政治上，日常生活上也有诸多互动，打桥牌便是其中之一。

桥牌是万里退休后仍视为“工作”的一项活动。他曾正经宣告：“我仍然每天上班，一个星期工作六天，只有周一休息。”

“他打牌从不迟到，中午稍一睡过就一边穿衣服，一边急着说，快走！快走！迟到了！见到牌友就道歉，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万里的四儿媳王晓民说，“老人家打牌很像他平时行事风格，一股劲、一阵风，叫牌、出牌总是快人一筹，有时候‘敌人’思考得长一点，他就嫌慢。打牌时你是绝对不会把他当成一个90多岁的老人。”

万里的桥牌是1949年跟随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时，跟宋任穷等人学的。在重庆时，万家与邓家住一套院子，两人经常切磋。上世纪50年代，万里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业余时间，更是常与邓小平等人聚一起。一到时间，邓小平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叫道：“开战，中央对北京市开战。”

万里牌技高，他曾与国家体委原副主任荣高棠之子荣乐弟搭档，获得过世界亚军。围棋大师聂卫平回忆说，“万里和荣乐弟，胡耀邦和我，四人一组，谁也赢不了我们。但一物降一物，这四人组偏偏就打不过邓小平和丁关根、王汉斌和王大明四人组。”

退休后，邓小平和万里同时在中国桥牌协会“任职”，分别担任中国桥协荣誉主席和名誉主席。1993年6月5日，世界桥牌联合会还向两人分别颁发了世界冠军金牌奖和主席最高荣誉奖。

1993年3月31日，77岁的万里卸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正式退休。退休后，万里很少露面。但是他牵挂广东，2002年春节，万里南下，在深圳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他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